“流放宁古塔、永世不得入关”，在清宫剧中，我们经常能听到皇帝对犯人说这句话。热播剧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的父亲甄远道因被人告发私藏叛党钱明世的诗集，被雍正一怒之下，发往宁古塔。
临行前，雍正顾念与甄嬛曾经的恩爱之情，还“赏”给了老丈人一个恩典：
“甄远道夫妻年事已高，朕会从轻发落，甄远道及其眷属流放宁古塔，不必给披甲人为奴，只住在那里就行了，也算是朕顾念他的辛苦。”
但，“流放宁古塔”真的是“从轻发落”吗？为什么有的犯人宁愿死，也不愿到宁古塔去？宁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儿？“不必给披甲人为奴”算是一项恩典吗？
接下来，咱们就一一解答这些问题。
一、宁古塔是一个什么地方？
很多人按字面意思理解，误以为“宁古塔”是一个塔名，或这个地方有塔，其实“宁古塔”跟塔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它只是个音译名，在满语中代表“六个”的意思。
相传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有六个儿子曾在此地生活，渐渐地，满人就将此地称为“宁古塔贝勒”，简称“宁古塔”。
宁古塔在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，现在，我们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和充足的物资储备，无论何时、无论到哪个地方，都可以来一场“说走就走”的旅行，可对生活在明清时期的人们来说，地处边陲又终年寒冷的宁古塔，简直就是一片永不会涉足的蛮荒之地。
明朝进士王家祯曾在《研堂见闻杂录》一书中说：
“宁古塔，在辽东极北，去京七、八千里。其地重冰积雪，非复世界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。”
在王家祯的笔下，宁古塔至少有三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特点：一是远，二是冷，三是人少。
这么一个常年冰雪皑皑、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朝廷为什么会把犯人流放到此地呢？
自隋唐以来，流刑就与死刑、徒刑、杖刑、笞刑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刑罚体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五刑”。
在统治者眼中，流放是一个相对仁慈的惩罚措施，所谓“不忍刑杀，流之远方”，但为了起到“惩戒”的作用，统治者们往往别出心裁，在流放地上大做文章。
清朝之前，我国主要有四大流放地，分别是海南、岭南、房县、丰州，到了满清，又增加了宁古塔和伊犁，这些地方要么远离故土、地处边陲，要么烟瘴丛生、终年苦寒。
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，除了惩戒作用外，还因为东北作为满人的“龙兴之地”，一直不许外人进入，导致当地人口锐减，生活条件也非常落后，大量流放人员特别是一些有才干的犯人的到来，一方面可以充实宁古塔的人口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发当地的经济，巩固边疆。
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，对皇帝来说，可以一举多得，但对犯人来说，就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了。
二、哪些人会被流放到宁古塔？
由于宁古塔遍布沼泽、丛林，又常年处于冰封之中，所以，普通人几乎不会主动到宁古塔去，只有身犯重罪或被重大案件牵连的人，才会被流放到宁古塔。
比如，康熙年间，令朝野上下轰动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、方孝标《滇黔纪闻》案，因涉案人数较多，康熙帝不忍大开杀戒，只处决了首犯戴名世一人，方孝标因已去世，不予追究，便将其子及家人一起流放到了宁古塔。
根据《清史稿》等史籍的记载，流放到宁古塔的，不仅有男犯人、女犯人，还有老人和小孩，不仅有名门望族，还有穷苦百姓，几乎涵盖各色人等。
被流放到宁古塔的“名人”里，有抗清名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、文学家金圣叹的妻子、思想家吕留良的孙子、江南才子吴兆骞、顺治帝的宠臣一等子爵许尔安等等。
他们被流放的罪名多种多样，上述方孝标、吕留良、金圣叹的家属因被文字狱牵连被流放，江南才子吴兆骞因科场舞弊案被流放，许尔安因为多尔衮求情被流放，除此之外，《大清律例》还规定，只打劫一家且供出同伙的强盗、盗掘两次以上的盗墓贼，都要被流放宁古塔。
作为比死刑次一等的惩罚，很多犯人却“宁上黄泉路，不下宁古塔”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三、流放宁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儿？
清代地理学者方拱干曾在《绝域纪略》一书中说：“人说黄泉路，若到了宁古塔，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！”
流放宁古塔的可怕之处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第一、生存环境恶劣。
宁古塔的生存环境恶劣到哪种程度呢？
江南才子吴兆骞被发配到宁古塔后，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：
“宁古寒苦天下所无，自春初到四月中旬，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，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，八月中旬即下大雪，雪才到地即成坚冰，九月初河水尽冻，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。”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，吴兆骞被流放到宁古塔的第一年，差点被当地恶劣的气候折磨死，一年到头，大风，雷电、雨雪、霜冻不断，再加上清朝本身处于历史上的“小冰河时期”，气温最低时能达到-50℃。
我们今天有各种保暖设备，尚且无法忍受这么低的温度，何况300多年前，那些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还要外出劳作的犯人？
第二、流放之路危险重重。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，流放3000里以上的地方，犯人必须在两个月内到达流放地，也就是说，犯人每天至少要徒步行进50里路。
当时，从北京到宁古塔的距离大约是3000-4000里，如果犯人从南方出发，每天行进的路程会更多，然而，这对犯人来说，还只是第一道考验。
流放的犯人，可不是仅仅按里程走路那么简单，他们在流放的途中，还要根据所犯的罪名，佩戴不同的刑具，一般是脚镣或栲枷，而轻一些的木枷也在25 斤左右。如果遇上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，犯人负重赶路的难度会更大。
这样的行程，很多身强力壮的男犯人都吃不消，对裹着一双小脚的女犯人来说，更是如坠地狱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超负荷赶路的流放犯人，压根就吃不饱。
按照律例规定，成年犯人的每日食量为8两，15岁以下的犯人食量减半，这种饭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，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，更别提对需要高强度走路的流放犯人了。
除了负重、寒冷和饥饿，流放的犯人还可能会遇到虎狼等野兽。
清朝时，黑龙江一带尚未开发，到处都是原始森林，不仅蚊虫众多，还会有野兽出没。
流放的犯人，一旦遭遇野兽，由于行动不便，几乎没有自救的能力，只能听天由命，成为野兽口中的美餐。
而在遥远的流放途中，比野兽更可怕的，就是负责押送犯人的兵丁。
这些兵丁肩负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不能让犯人逃跑，如果犯人中途逃跑，等待他们的，要么是杖刑，要么是流刑。
基于此，负责押送的兵丁是绝对不会对犯人“手下留情”的，如果犯人家里有人出钱打点，流放犯人或许会过得轻松点，但如果犯人全家都获了罪，等待犯人的，将是生不如死的流放之路。
有数据统计，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，只有30%能活着到达目的地，至于那70%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是真的被野兽所伤？还是被兵丁凌辱和虐待致死？是病死、自杀还是他杀？没人能说得清，当然，也没有人真的追究。
那有幸活着到达宁古塔的犯人，是不是就苦尽甘来了？
不，迎接他们的，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。
第三、给披甲人为奴。
清朝实行八旗制，按照地位的高低，旗人又分为“阿哈、披甲人、旗丁”三类。
其中“阿哈”是奴隶，多由汉人或朝鲜人组成；“旗丁”是女真人；而“披甲人”介于二者之间，他们多是投降的军人，由于要世代戍卫边疆，所以，地位高于奴隶，但低于女真人。
作为对披甲人的“奖励”，朝廷会将一部分流放的犯人交给披甲人任意处置，什么叫“任意处置”呢？
对男犯人，披甲人可以随便打骂、随意差遣，对女犯人，披甲人可以随时凌辱，不管对方曾经的身份和年龄几何。
即便披甲人将犯人折磨死了，他们也是无罪的，因为《大清律例》明确规定：“为奴之妻子，一并给予原赏之人为奴……凡属免死发遣之犯，伊主便置死，不必治罪”。
吴兆骞就曾亲眼目睹过宁古塔的“流人之苦”：
“至若官庄之苦，则更有难言者。
每一庄共10人，一个做庄头，9个做庄丁，一年四季，无一闲日。一到种田之日，既要亲身下田，五更而起，黄昏而散。每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、草三百束、猪一百斤、炭一百斤、芦一百束。至若打围，则随行赶虎狼獐鹿。凡家所有，悉作官物，衙门有公费，皆来官庄上取办，官庄人皆骨瘦如柴总之，一年到头，不是种田，即是打围、烧炭，并无半刻空闲之日”。
犯人们不仅穿衣少穿，还要在披甲人的监视和打骂下，不停劳作，一年到头，也没有空闲的时候，这种苦楚，对那些曾经养尊处优的官员和富绅犯人来说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
这么一看，《甄嬛传》中，雍正特许甄远道“不必给披甲人为奴”，确实是一道难得的恩典。
比起身体上的困苦，那些携带妻女一起流放的犯人，还要遭受精神上的加倍折磨。
由于宁古塔当地人口稀少，女性更是成了稀有资源，披甲人、上层官兵侵犯流放犯人家眷妻女的例子屡见不鲜。
为了保住妻女的名节，有些流放犯人宁愿在上路前，逼妻女自杀，也不愿看到她们受辱。
由于流放宁古塔，“易致人毙命”，所以，自顺治十二年起，就不断有大臣向皇帝上疏，请求修改流放地。
直到康熙后期，流放犯人的处境才得到改善，流放地也改为了新疆伊犁。在大清灭亡的前两年，也就是1910年，《大清新刑律》颁布，流放制度才得以正式废除。
综上所述，300多年前，对流放的犯人来说，宁古塔，是一个比黄泉还要可怕的地方。
但，凡事总有例外，对两种犯人来说，宁古塔，反而是其功成名就的福地。
一种是像吴兆谦这样的读书人，宁古塔虽地处边陲，但宁古塔将军非常爱好汉文化，不仅邀请吴兆谦当了幕僚，还允许他在当地办学招生。所以，在习惯了宁古塔的严寒后，吴兆谦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一种是像杨越这样的手艺人，杨越是绍兴人，最擅长做各种美食，在流放到宁古塔后，杨越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吃店，没想到大受欢迎，杨越也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
不过，这些都是极少数的幸运儿，但通过他们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道理：人有一技之长，就可走遍四方，看起来这句话，古今通用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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